那些年轻官员贪腐落马的事迹，为其他官员提供借鉴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一边大搞产业园区，以此换取政绩平步青云；一边隐藏‘裸官’身份，大肆收受贿赂”……2016年初，广东官方公布了该省曾经的“政坛新星”——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南雄市委原书记林楚欣的腐败案例。林楚欣多年前曾受到领导赏识，担任了南雄市长，却在此后与老板们打得火热，因违纪违法被“双开”。

林楚欣的经历，正是许多陨落政坛新星的缩影。因为年轻，他们拥有了比其他干部更高的关注度、更响亮的名头、更广阔的发展机会；但是年轻干部也有某些“先天不足”，漫长的从政生涯好比一次修行，稍不注意就容易跌进更诱人的陷阱，留下惨痛的教训。

而这些，也是在任“政坛新星”们需要引以为戒的。

围猎陷阱：不只被商人长期觊觎

政坛“希望之星”面临的首要风险，就是被“围猎”、投资、养肥以“割肉”。在一些投机老板看来，政坛新星堪称“潜力股”，升职空间巨大，攀上后用处极大；因此采取“放长线、钓大鱼”式的贿赂，让不少年轻官员着了道，掉入了腐败漩涡。

据报道，1998年秋天，时为河南洛阳市华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长的倪瑞华，在宴请一拖集团时，听一拖集团时任董事长说，下一届可能提拔副总经理董永安，并力赞他“最年轻，最有潜力”，当即记在了心里。后来董永安去香港时，倪瑞华一掷10万元港币，让董永安“随便买点东西”，董欣然接受。此后，倪更是经常邀请董永安吃喝玩乐，想“提前把路铺好，以便将来用得上”。董自此迈开了走向腐败深渊的一小步。

攀附上潜力官员后，很多商人颇费脑筋。如广东商人敖某推广污水处理新技术，主动送上200万元汇给林楚欣，却不提任何要求，赢得了林的信任。然而，暗地里，他却凭借与林的密切关系，在下面打通了审批链条，使项目运作事半功倍。

商人们在投资上“细水长流”，从此与“希望之星”携手同行。如湖南商人陈春章结识“60后潜力官员”廖少华后，跟随其转战六盘水、黔东南等地，数年间分10次送给廖少华共计394万元。倪瑞华攀上董永安之后，两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一拖”到安阳、再到省交通厅，倪也成为董永安案中历时最长的行贿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与商人”各取所需”的后期，被“围猎”的政坛新星的感受十分微妙。黔东南州一商会会长说：“黔东南没有陈春章办不成的事儿。”在公开场合，陈春章甚至当着众人面直呼廖少华为“少华”，让与会者侧目。接受调查后的林楚欣更对组织反省：“那时我感觉绳索套在脖子上，随时一扯，就得听从老板们的招呼”。

投资年轻官员这支“潜力股”的不止是商人，很多官员也加入其中，扶植起了“家臣”。如冀文林因贪腐成为最年轻的“老虎”，就与其“老首长”周永康脱不了干系。此外，卢子跃的快速擢升，也被指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斯鑫良的提携有关。

也有对此不满的。早前，国家民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大世界商场原总经理杜茂基对其副手刘骏甚是赏识，将刘拉进腐败同盟，并推荐刘骏接替自己，退休后还通过刘继续“关照”他人。刘骏被查后叹道：“我如一个木偶被人推向前台，拼死表演，前途却非常渺茫。”

结合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政坛新星要经受住“围猎陷阱”的考验，难点有三：一是考验时间长，当事人从崭露头角起就要一直“坐怀不乱”；其次是面对手段隐蔽、多个界别的“围猎者”，他们要正确区分与官员、商人正常交往的界限；最后，前些年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也是造成年轻官员被成功“围猎”的重要因素。

决策陷阱：让“敢为”变成“妄为”

如果说“围猎陷阱”更多折射了政坛新星面临外部环境的“凶险”，“决策陷阱”则更多与其自身紧密相关。

“一般而言，年轻官员充满激情，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推进工作力度大。但另一方面，当组织把他们放到重要岗位后，由于其阅历尚浅，经验不足，在决策中容易走极端，或造成不良后果，有的甚至成为其案发的导火索。”多名长期在机关工作的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属于想干事、敢干事的官员，没有尸位素餐。”2015年7月，曾经的“广西自治区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落马后，接近他的人如是评价。

在决策中，他们也曾因有点子、有手段而受到好评。在早年工作的太钢集团，年轻的老总陈川平亦曾拥有良好的口碑，为提质增效，他推动太钢“4050人员”内退，首先就让自己的夫人先退下来，消除了很大的阻力。

不过，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陨落的政坛新星推动重点工作时，也常会因为决策中考虑不周到，或暗藏私心，从“胆大”发展成“冲动”，从“敢为”发展成“妄为”，引发严重后患，有的决策甚至为其搞腐败提供方便。

2015年1月开始的“花样南宁”建设，被指具有余远辉强烈的个人风格。“花样南宁”本是利民的民生工程，却被余远辉武断地作为政治任务下达。不仅市直单位及各区县政府部门划分绿化责任区，连学校和企业都有任务。余远辉冲动定调：“全年至少种植100万盆三角梅。”

“为完成任务，本地三角梅不够了，就跑到福建、广东去采购，把那里的价格也推高了。”在此期间，发生了政府机关为完成指标扣干部工资，向中小学生摊派鲜花等情况，引干部群众侧目。当年5月余远辉被调查后，“花样南宁”行动偃旗息鼓，标语连夜被撤。

沈培平则曾为“妄为”付出过代价。2008年7月，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发生群体性事件，在省公安厅拒绝普洱的跨县调警申请后，时任市长沈培平要求时任市政法委书记“不要再请示省里”，背着省委跨县调集大批警力向孟连集结，导致事件升级。沈培平后被责成做出书面检讨。

同样曾是“60后”强势高官，毛小兵在执掌西部矿业期间，领导企业在上交所实现上市，也引发诸多争议。如2004年西部矿业困难时，毛小兵曾发动员工集资认购了3205万股；上市在即，这些股又被清理掉。自此，员工开始不断上访，该问题成为当地的老大难问题。此事亦被视作毛落马的腐败导火索之一。

昔日“新星”妄为的例子不少，除了蛮干，还有的不惜违法乱纪。如陈川平涉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而在更多的案例中，不少陨落的政坛新星重点推进的工程和项目，更成为其主动搞腐败的“提款机”。

修养陷阱：多了任性，少了党性

对于很多陨落的政坛新星来说，决策时出问题、走极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其阅历、思想、性格上的某些不足。这一点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加以弥补，但遗憾的是，不少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并不注重加强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在“陷阱”中越陷越深。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一是源于其往往自认学历和水平双高，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忽视了积累经验需要多学习、多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其较早脱颖而出，受到贵人拔擢，一路顺风顺水，很少受到挫折，助长了这种“骄娇”二气。

年轻官员本应加强道德修养。但在诸多有关陨落政坛新星的报道中，公众却看到，他们动不动就骂人。如朱泽君年轻时在广东增城市当党政主官长达10年，被指作风强悍，因口无遮拦得了个外号“朱大炮”。卢子跃、毛小兵及落马的福建省前省长苏树林等，在言行上都被指“肆无忌惮”。

不少人还养成了爱显摆、爱表现的个性，这也给他们惹过大麻烦。2014年南京青奥会倒计时发布会上，有记者问2019年亚运会中国是否接手，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话音未落，杨卫泽就抢过话头说，如果有需要，南京愿意接手，引发网络一片“吐槽”。一天后，南京青奥组委不得不出面“澄清”。

与此同时，他们放松了对党性修养的锤炼，不少人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感，意志不坚定、不守规矩，以致违纪违法。

有的公然唱反调。中央对余远辉“双开”的通报中透露，余曾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据媒体报道，余远辉落马前在上最后一节党课时曾脱稿称：“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审查，两天啥都招了，没有点骨气和意志。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还有人置中央反复告诫于不顾。万庆良受审时曾崩溃大哭：“我严重缺乏政治定力和宗旨定力，忘记了党纪国法的高压线。”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他仍“不收敛不收手”，频繁出入于高档私人会所——品云观景餐厅等。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后落马的绝大多数年轻高官，都具有“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这一情节。

上述专家总结称，以上三大陷阱各有侧重，“围猎陷阱”是当事人面临的凶险外部环境，“决策陷阱”聚焦官员在决策中暴露出的阅历、工作方式、性格等方面的问题。“修养陷阱”则从更高、更广层面，展现这一群体忽视后天学习，造成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双缺失”，这亦是悲剧发生的重要根源。“三大陷阱”讲的是落马“政坛新星”的故事，也给在任的年轻官员提了个醒。

“不少年轻官员发展太顺了，容易骄傲自满、急功近利。好像作为‘希望之星’，不能把希望变成现实，就是失败。其实不然，过去片面强调‘年轻化’，提拔快了现在慢下来很正常，他们必须增强党性修养，把眼下的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