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70后正局级干部刘燕辞职，引出官员辞职现象的蛛丝马迹

没人想到她会辞职，但辞职还是突然出现了。

“刘燕”这个名字很普通，但在深圳官场，这个山东青岛人创造了很多“奇迹”：32岁任深圳市团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年轻的女干部，刘燕前途无量，但没想到她还是辞职了。

让人深思的是，去年以来，官员辞职骤然增多。广州南沙区委原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转投私企任总裁，广州公安局人事处长陈伟才加盟格力股份公司任副总裁......人们不禁要问：一方面公务员招考报名持续火爆，公职单位在外界被称为高福利、旱涝保收的好单位，另一方面，为何官员纷纷辞职下海？

刘燕的辞职，震惊深圳官场，余波难了。

辞职前，1970年9月生的刘燕是深圳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由于这个新区地位十分重要，外界普遍认为，曾任过深圳团市委书记、当过南山区纪委书记、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刘燕，是被组织选调到不同岗位锻炼，为上调到更重要岗位作准备。

2013年5月8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虎等到大鹏新区宣布刘燕的干部任命决定。当时，对于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这一新职，刘燕称，参加工作21年，到党政机关工作近13年，经历了多次组织宣布任命，现在仍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之感，因为深知使命艰巨、责任重大。她表态，将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大鹏新区的特色发展之路。接下来，她将加强调查研究，尽快熟悉情况，转变角色，接地气，疏民忧，积极回应大鹏群众的现实关切，不断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让市民融入新区新一轮保护和发展中，享受到改革的发展成果。

资料显示，就在今年7月30日，刘燕还出席了大鹏新区坝光新村社区工作站、坝光物业管理公司揭牌暨坝光安置区分房工作启动仪式。在仪式上，刘燕说：“今天是坝光社区历史上需要铭记的一天。在这一天，坝光社区居民三喜临门，分别是居民乔迁之喜、物业公司成立之喜、居民选房分房之喜。”此后，8月7日，大鹏新区突然召开小范围会议，传达刘燕辞职的消息。

在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岗位上，刘燕只做了1年3个月。据介绍，刘燕辞职的原因是其家庭及身体原因。

在广东，官员辞职并不少见。去年以来，先后有多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比如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下海，担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广州公安局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去格力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广州萝岗区副区长王建新跳槽到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放眼省外，今年以来，也曝出多位处级以上官员辞职：今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今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公司副总裁，分管市场与公共关系；今年6月，在北京工作16年的老法官张伟转型做律师；今年7月，浙江温州平阳副县长周慧辞职，据传去海外做家族企业......

一些人担心，是不是公务员新一轮辞职潮到来？

在北京很多学者眼里，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从未间断，从密集程度上来讲，可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跳出体制，单干或者外出打工的并不多，但也有直接“裸辞”。

1988年，山东省原石油化学工业厅计划财务处的张伟是名科长，他看到当年4月山东颁布《山东省关于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的若干规定》允许科研人员辞职下海，于是辞职创办企业。虽然是名科长，但他的辞职轰动山东，至今被誉为“山东官员辞职第一人”。前不久他回忆说，当时好多人不理解，没人批，“别人找关系是要升官，我找关系是为了辞官”。张伟托人找到时任山东省长姜春云。有了省长的批示，但没有先例，厅里还是不放，最终张伟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机关。

人们的观念在变，对体制内的干部辞职，也逐步接受。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辞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海水吃呛”，生意失败，仍可回去继续工作。这波辞职浪潮，有政府推动的作用，因为当时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希望更多官员能起带头作用。同时，大量干部下海，也能空出一些编制。

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很多已成为商界精英，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厅级干部陈东升，下海后创办嘉德拍卖、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泰康人寿；国家体改委处长冯仑创办万通地产；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长毛振华创办中诚信。

2000年以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三次浪潮。这次下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队伍进行了重组，精简编制115万个。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下海官员身处要职的增多，下海后基本是去私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此时，下海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从2000年到2003年3月，浙江有125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有9名厅级官员，仅温州就有2名副市长、1名市政府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几乎同时下海。在江苏，仅盐城一地，就有东台市市长、阜宁县副县长、建湖县副县长等在内的5名县级实权干部主动摘下“官帽”，进入民企当起了“经理”。在上海，时任虹口区区长的程光，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在广东，广州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之一、42岁的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辞去公职，出任某房地产集团副总裁......

2013年开始，官员辞职下海出现又一轮新浪潮。这次下海的官员职位较高，厅、处级干部多，下海后大多去私企当高管。在专家看来，这轮下海是在中央“八项规定”推出后出现的，他们辞职去向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与猜想。

探究

这两年辞职的厅、处级官员，辞职时大多遮遮掩掩，不接受记者采访，或者避谈辞职原因，导致民间有很多猜测。有的说，这些辞职下海的官员可能屁股不干净，闻到被查的风声；有的说可能感受到晋升无望，谋求收入上有突破；有的说可能“八项规定”后收入减少、灰色收入没有了，产生了失落；也有的说是工作压力太大，官场关系太微妙，不好处理；有的说刚好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造成的影响力，趁机去相关企业“名正言顺”地捞一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再加上公务员群体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上月中旬，浙江平阳县副县长周慧的一则“辞职感言”，在网上热传。这篇“感言”全文近千字，开篇称：“辞职获批，虽然有点旷日持久，且法定程序尚未走完，不过木已成舟，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吁......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自由的气息似微风拂面。”

在周慧看来，“简单来说，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前面要加个定语，中国式，也就是中国式辞官，这样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够明白了。”

对辞职过程，周慧写道：“半年多来，这个在内心里翻腾的想法，终于按照自己的设想，一点点地实现了。”

周慧1976年2月出生，35岁就当上副县长，对辞职造成的纷扰，他早有预料，“用'晴天霹雳'来表述对我辞职的反应，由此可见中国式辞官的复杂性。不理解和反对，是我意料之中的，在不少人都眼中，我们这样职位的人，属于位高权重，油水多多，且无需劳神费力。而当你对其说现实的情况的时候，换回的是不解的神情，甚至是轻蔑的哼声。夏虫不可语冰，如果你再说自己关于世界的、历史的、未来的见解的时候，在某些人看来，你是在炫耀自己知识上与精神上的优越感，那么你无异于自我寻找另类的标签。因此，我基本上不说不提，微笑地沉默。”

周慧说，尽管被看好的官员辞职，会被人议论纷纷，但“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他觉得当副县长压力很大，自己想换一种生活，过得宽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不要工作中有那么大的压力。

网络上有人援引一位官员的话称，周慧是一名水平和能力都非常好的官员，他的家族成员基本上在国外，且家族产业资产丰厚，未来他可能去国外经商。对此，周慧称，自己家族中确有很多人在国外生活，但妻子、孩子一直在国内，接下来他会考虑举家移民出去经商，换一个生活环境。

知情人士称，周慧的妻子是一名教师。在周慧妻子的QQ空间日志中，记录了2012年暑假，她带着女儿去意大利探亲、游玩的过程。在领略了威尼斯的水上风光后，其妻感慨：“一直都想一家人一起去意大利探亲旅游，但是老公都没机会去。”

在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看来，各地官员问责制度日趋完善，一些官员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如果有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为何不去呢？”

对于辞职的普通公务员来讲，薪酬成为无法绕开的心病。

公务员稳定的工作，让很多人羡慕，但对一个渴望优质生活的人来讲，偏低的薪水让他们萌生去意。

辽宁一个三线城市工商局的科级干部，在公务员系统工作15年，辞职前每月工作2500元。而他在企业工作的同学，大多年收入超过15万元。对他来讲，单位有分房，在单位吃工作餐几乎免费，年收入3万元也能过，但不能过上宽裕生活。最终，他找机会去了一家大型公司任中层管理岗位，年薪30万元，还有专车。

今年年初，在内地一个县政府下属部门工作的正科级干部晒工资，引发关注。他1990年参加工作，工作25年了，每月基本工资是1260元，一年是1260元×13月＝16380元，加上一年津补贴25000元，公休应休而未休167元×2倍×15天＝5010元，年收入46390元，如果将国家给的住房公积金算在内的话，460元×12月＝5520元，一年的总收入为51910元，但这460元加上自己缴的460元住房公积，买房时才能取，每月实际能到手的是（51910-460×2×12）÷12＝3405.83元。这位公务员说，要不是年纪大了，他也会辞职去下海赚点钱。

今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基层公务员薪酬低却是老生常谈。

对他们晒出的工资，很多网友质疑：查出那么多官员贪腐，钱从哪里来？还有的说，不用交五险一金，退休还拿高额退休金，还不知足？！

其实上，一提公务员涨薪，网上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质疑。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主动约见记者：“我离开公务员队伍了，现在可以为公务员呼吁了。”陈伟才认为，他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级领导，年薪才20多万元，这让他很惊讶，“现在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年薪都不止20万元，难道部长承担的职责和作出的贡献还不如企业的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务员工资应该建立正常规范化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增长机制，使之法制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现在公务员薪酬结构太单一，主要参考的依据是工作年限、行政职务及级别。这就造成同级别的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十分明显，对有为年轻人激励作用很不明显。

陈伟才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好不容易考进公务员队伍，多数都是社会精英，工资收入低，没房子分，他们生活压力很大。比如在广州，房价3万多元，工资五六千元。这让一些公务员的确会萌生辞职的念头，因为在很多私企、外企，现在年薪20万元十分正常。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认为，实际上，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而且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据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有些人将“公务员报考热”与“官员辞职下海潮”放在一起比较，认为两种现象交织在一起，有些不可思议。

对此，广东省社科院的郑梓桢说，这种现象十分正常。出现“报考热”，是因为大量毕业生存在找工作难的问题，现在什么招聘会都很火爆，大家都想找个好工作，公职单位福利的确不错，还比较稳定，当然众人追捧。不过，工作一段时间，一些人有更高要求，或者觉得工作不适合自己，或者觉得薪酬不高，反正就是当公务员不开心，就辞职。其实在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中，辞职下海的公务员是极少数的，不过，以后还会增加。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他认为，国家应该尽快改革公务员的薪酬分配体系，让公务员的工资体现差异性，提高竞争力，以适应社会的整体薪酬水平，“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非常合理。”

竹立家说，在国外，公务员队伍有1％-2％，甚至5％的公务员辞职率，都是很正常的，没必要大惊小怪，“以后辞职的官员估计还会出现不少，这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经济繁荣的表现。有进有出，这样的公务员队伍才更健康。”

“现在很多人对官员辞职很惊讶，其实没必要惊讶，人各有志，有的人觉得每月几千元的小子日很安逸，很享受；有的人就想拿高薪，过上富足、奢华生活。这些都很正常，制度设计应该为公务员进出提供方便，社会舆论也应该给与他们足够的宽容，这毕竟是个人的选择。”郑梓桢说，真不应该大惊小怪。

现在自主创业难度增加，辞职下海的厅、处级干部，一般是去私企、外企任高管，年薪瞬间从之前的十几万变成了上百万，或者几百万。人们在担心，这些企业为何看重他们？是否靠之前聚集的行政资源，在搞利益输送？

国内曾有分管经济的副区长跳槽到分管领域的公司任高管，也有规划局长跳槽到与规划、容积率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公司。一些人质疑，这些官员辞职下海后，会否利用之前的人脉关系、行政资源，为企业提供便利？

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它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它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这被视为是对辞职和退休官员管辖权及年限作出回避要求。

但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也认为，实际中，判断某些去企业或者其它营利性组织的官员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并不容易。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