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邹平县高利贷崩盘，追杀拘禁命案频发资本家恐慌

6月3日，李翠花与张翠珍一起，与邹平县检察院交涉了一上午，再次失望而归。此时，距离她们的儿子朱猛、朱宝去世已有一年多时间。“案子到现在还没处理。”她们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话中透着无奈，接下来准备再去邹平公安局催问案情。

他们是山东邹平县人，其儿子的死亡给那场始于2010年的疯狂民间借贷浪潮加重了悲剧色彩。

公开资料显示，邹平目前上市公司数量、融资额均居山东省县级城市第一，2011年度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排名第13位。这些无不给其贴上经济强县的标签。

如今，背负着耀眼的光环，经历疯狂的民间高利贷之后，其内伤难愈，死亡悲剧、疯狂跑路等仍在不断上演。本报记者调查获悉，邹平“凭借”借贷规模、影响力等，在业界有着“民间借贷，全国县级城市看邹平”的评价。山东多名业内人士对此坦言，邹平经济外表繁荣，其背后，则是让人担忧的危机暗潮。

张翠珍的儿子朱宝与李翠花的儿子朱猛是本家兄弟，均出生于1989年，家住邹平县城。

“如果没有高利贷，两个孩子不会死的那么惨。”对于李翠花、张翠珍来说，当初儿子的死是一场噩梦。

2011年，邹平高利贷正处疯狂之中，到处可以遇到“腰缠万贯”的年轻人，朱宝、朱猛兄弟俩也参与其中。他们与其他两人一起，共同向他人放高利贷400余万元，这些钱也是他们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其中，朱宝兄弟俩占大份额，借款人用房子做抵押。但2012年春节前后，借款人突然跑路。

2012年4月26日晚上，另外两名放贷者计划将抵押的房子卖掉，遭到朱宝、朱猛的拒绝，并发生争执。4月27日晚，朱宝、朱猛一夜未归，28日00：30左右，朱宝家人接到了他们突然打来的电话。“有人拿着枪追杀他们，哭喊着向我们求救。”2013年6月3日，朱宝母亲张翠珍回忆，他在电话中称有多辆车在对他们进行截杀，对方手中拿枪，其车速已经达到了180公里/小时，仍无法摆脱。就在家人着急询问详情的时候，通话突然中断。

在邹平县好生镇与淄博市交界处的八里河桥上，朱宝驾驶的尼桑轿车撞上一辆货车，造成朱宝、朱猛当场死亡，车上另一人受伤。此时，朱宝的女儿刚刚两个月，而朱猛结婚仅20多天。

朱家人称，朱宝与朱猛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两家都是安分守己的家庭，在邹平分别有着自己的生意，并做得有声有色。朱家人介绍说，两人参与的民间高利贷，是当时邹平年轻人从事的最为风光的“职业”，并以此为荣。许多人放弃自己稳定的工作，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以此过上豪车出入、大手花钱的生活。

记者调查了解到，2011年至2012年之间，在邹平的大街上，宝马、奥迪、凯迪拉克、英菲尼迪、保时捷等豪车满眼皆是，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当地一金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邹平众多年轻人看来，这是一发财的“门路”，而且投资少、收效快。2011年，原本很多经常出现在农村村头、城市街头的年轻人不见了，他们挤在县城、乡镇各地宾馆。很快，当他们再次出现在村民面前时，座驾已是宝马、奔驰……在那个时候，民间借贷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一夜暴富”。

朱家人说，借钱者的豪车可以让他人把投资的疑虑打消。“后来那些人都不好意思开宝马了，嫌档次低。”

然而，这些人的“一夜暴富”没有维持多久，高利贷崩盘之后，惨烈的后果和代价就出现了。

与集资败局一并出现的是当地治安情况的恶化。6月4日，邹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相关人士告诉记者，邹平县2012年发生刑事案件19起，破案21起，但他否认坊间传言有30多人因高利贷而死亡的人数。而关于其真实数字，警方拒绝透露。

当地多名人士介绍，有更多自杀、失踪的高利贷参与者，未被警方立案，具体死亡人数说法不一。

“都是先圈起一块地，以做产业的名义，向外界描述一个并不存在的‘大饼’。”当地人如此描述高利贷参与者向外宣传的融资“实体”产业，这些产业涉及养殖、蔬菜大棚、化工、担保公司等项目。除了高额利息吸引，当地村干部们亦是不遗余力地推动。

其中一家名为“邹平长河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河养殖”）的企业更是邹平当仁不让的融资明星企业，打造了一夜暴富的神话。在当地人看来，邹平民间高利贷迅速兴起与衰落，无不与其“标杆”效应相关。其操盘手名叫何长河，一个年仅30余岁的年轻人。

公开资料显示，长河养殖建于2009年 9月，占地面积 120亩，公司存栏肉牛1000头，年出栏600头，供应市场牛肉150吨，销售收入 600万元。另外，公司还建有占地30亩的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种植绿色蔬菜。

如今，地处于河村的长河养殖场区已关闭，场区周边曾经囤积的800余亩土地，已被村民重新拿来种植庄稼。村民告诉记者，于长河在2012年秋后，选择与家人一起跑路，在村民眼中消失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6月2日，于河村村民对记者说，长河养殖场养殖的牛并非宣传的名贵品种，而是普通牛，数量最多的时候也仅仅500头。

记者了解到，2010年，何长河突然发迹。当地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当年5月，他投资100万元注册了“长河养殖”公司，以饲养黄牛为主业。短短一个月后，长河养殖的注册资金变更为1000万元，再过9个月后则变更为5000万元。同时，其名下还投资2000万元，注册了一家生产太阳能热水器的公司。长河养殖还曾登陆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进行宣传。

在村民的印象中，没有任何背景的何长河属于突然发迹。多名知情村民介绍，何长河其貌不扬，在同龄人中文化程度也不高，原来在邹平县城经营一家小企业，从事轮胎翻新。2010年4月份，他放弃在县城的厂子，突然回到村里，开始大张旗鼓地做农业项目，主打品牌便是“长河牛肉”。在此期间，他将村民们的土地进行承包，囤积起来，不仅如此，还在周边村庄、孙镇镇等圈地。

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村子，在2011年5月迎来了其最辉煌的阶段。据村民们介绍，当时邹平县及北京等外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宝马、奔驰、奥迪等豪华车天天拥堵在于河村，让这个仅有800余口人的小村，一时热闹非凡。

何长河的形象被逐步放高、放大，长河养殖以2毛钱的利息开始向融资借贷，吸引着周边村民、邹平其他乡镇等地的投资者。此前，当地村民向记者描述，人们一有了收入，首先想到的是投放到长河养殖，以首次投入1万元为例，连本带利变成2万元时，将2万元变成本钱，赚取到3万元后，仍旧连本带利变成本钱，以拿到最多的收入。

于河村村民介绍，自一开始，长河养殖便设置了一定高度的收贷门槛，低于100万元不收。知情者称，此举可减少其对外接触人员数量，形成金字塔式融资，再者，借此包装其形象，证明其实力。周边村民为此都是亲戚找亲戚，朋友托朋友，一起将100万元凑齐，送到长河养殖，但其出于某些原因拒绝于河村村民的资金。在于河村村民看来，长河养殖在外遇到了贵人，要大干一场事业，许多本村人为了拿到高额的收入，将钱拿到外村，托付朋友、亲戚，把多年的积蓄放入长河养殖。不仅如此，长河养殖的建设，也得到了本村村民的积极参与，“抢着去干”。

一夜暴富的神话，在长河养殖达到疯狂。

“（长河养殖）是一个典型代表。”来自邹平县一知情人士鲁邹（化名）告诉记者，邹平境内的山东蓝士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等也有着一定影响，不同的是，长河养殖在建设之初便是邹平县的重点关注、扶持对象，其融资规模、影响力、融资手段等无不影响着其他融资企业，在韩店镇、魏桥镇等涌现出大批“企业”，均披着投资产业的外衣进行融资，规模都在2000万元以上。“一般是放贷100万元，年底就能拿到200万元。”鲁邹回忆，双方通常是口头约定利息，按月支付。

鲁邹介绍，当地一农民向外融资5000万元，其实体仅仅是20个准备建设的蔬菜大棚。他对此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蔬菜大棚，种植黄瓜，最低投资2万元，一般需要2个人照料，其中每人月工资2000元。以当前市场行情计算，一个蔬菜大棚年纯收入2万元，如果以有机蔬菜计算，则是4万元左右，20个大棚投入100万元即可起步、运转。在当时的民间借贷运动中，其融资5000万元，目的显而易见。

据记者了解，邹平县城、孙镇、魏桥镇、韩店镇等乡镇，是此次民间借贷的重灾区，有的镇政府驻地的沿街商铺几乎家家放贷，参与人员包含各个行业，工人、农民、银行职员、教师等均有卷入。

鲁邹坦言，邹平高利贷崩盘后，处于无序状态，跑路者众多，有人为了追回投入的资金，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在他的印象中，2012年的一段时间内，他所在看守所每天平均有2人被拘留，均因为非法拘禁他人。

“其实很多钱都被糟蹋了。”鲁邹感叹。记者调查中，高利贷疯狂时，邹平临近的淄博，一家名为“盛世中国”的高级娱乐场所，成为邹平年轻人夜夜狂欢的场所，有人一夜豪掷10万余元，进行“消费比赛”。

“都是温州人炒作起来的，才造成邹平今天的局面。”有当地人分析称，在长河养殖起步、发展中，均有温州人的身影出现，其手段与温州相似。这一说法得到了于河村村民的认同。在他们看来，何长河在外面一定是遇到了“贵人”，才得以一夜富贵，并被邀前往上海等地参加金融论坛、讲座等。而其“贵人”就是温州人，他们以此形式从中获取暴利，赚得钵满盆满后，撤资走人。但关于温州人身影背后人员、动机等已经无从考证。

2011年下半年开始，参加长河养殖工程的施工人员发现，原来一天一支付的工资，变成3天一支付，再后来时间间隔为一周、半月等，并传出了长河养殖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当年10月，一个叫魏传刚的投资者因债务纠纷，将何长河告上了法庭。在魏传刚申请财产保全时，长河养殖的“实力”终被揭开：何长河的账户上仅有300多万元、价值500余万的车辆。而他欠魏传刚一人的资金已达450多万元。这场官司成为这家融资明星企业落幕的转折点。

很快，长河养殖借贷者的利息没有了，消息迅速扩散，投资者纷纷要求提款。他的倒塌也迅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披上“产业”外衣的融资企业，包括凭借民间高利贷起步、发展的中小企业，纷纷倒下。长河养殖遗留的一定数量的黄牛被追债人牵走，留下一个烂摊子，包括多处烂尾扩建项目。于何村村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村委会将对此进行拆除或整理。

“大量的债务纠纷催生层出不穷的犯罪。欠债者同时也身兼借贷者，死亡成为解决乱局的终极手段。”当地人士表示，金字塔各层之间多为亲友关系，除了底层和顶层，每个参与者既是“放钱人”又是“用钱人”，这意味着，他们一方面负债累累，同时又拥有巨额债权。记者获得的一份刘大鹏案起诉书中，如此记录其案的背景：……被告人高源与朱永生合伙经营“邹平华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向社会投入高利贷贷款。2011年上半年，为赚取更多非法利息，高源等人多次向刘大鹏发放巨额贷款。(2011年)11月份，刘大鹏因不能归还贷款而逃离邹平，最终被高源等抓回打死。

记者实地调查得知，刘大鹏投资的多个项目均属于“空中楼阁”。6月13日，刘大鹏家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刘大鹏生前投资项目包括服装厂、农业生态园、空调设备等。早在一年前，记者在邹平县台子镇采访时，刘大鹏投资计划中的空调设备企业已处于烂尾状态，当时村民介绍，自刘承包该场地以来，直到其出事，工程没有任何进展。

这也无疑为刘大鹏、朱宝、朱猛等人之死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刘大鹏家人介绍，刘大鹏一案已于日前一审结案，主要参与者高源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他到现在还欠着俺儿媳妇半年工资，6000多块钱呢。”6月2日，于河村一村民向记者抱怨。而刘大鹏家早已家徒四壁。

公开资料显示，邹平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过去的十余年间，其GDP年均增长超20%。2012年实现财政总收入95.17亿元，全县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25家，上市公司9家，其中，中国最大玉米油企业、亚洲最大棉纺企业、山东首富等均产生于此。山东一业内人士坦言，邹平非常规的融资模式，从时间上看，应是温州、江浙民间借贷潮的一部分，并从邹平相继蔓延至相邻的滨州、淄博、济南等地。

6月14日，邹平县金融办吴主任坦言，此次高利贷风潮的规模至今无法统计。

一谈到儿子霍小光（化名），霍海（化名）端起桌上的酒，一杯下肚，不再说话。酒桌上的其他人也不再做声。

“折腾了那么多钱，咋办？躲起来了。”霍海打破沉默。此时，30多岁的霍小光已经外出躲债近一年时间。他们是山东省邹平县霍坡村普通农民，在一场全民借贷的风潮中，霍小光参与金额300多万元。2012年5月，当地高利贷崩盘后，面对高额债务，其像其他众多参与者一样，选择了逃离。

霍坡村隶属邹平县孙镇镇。6月5日，村民们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全村1700余口人，最疯狂的时候，90%村民参与借贷，以致“全民借贷看霍坡”。如今，在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中，一夜暴富之梦，最终变成一场空。

从邹平县城向北10多公里，霍坡村村头“霍坡人民欢迎您”的字样很是显眼。相比于周边其他村子，其民居、街道布局证明着曾经的富裕。

“我们村原来是整个镇数得着的富村。”霍海感叹，霍坡村有1700余口人，每家存款平均10万元，“可现在都被掏空了”。对于他来说，“被掏空”的不仅仅是家里的积蓄。

霍小光原本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2011年5月份左右，在全村借贷最为活跃的时候，他与别人一起，从其他村民手中吸纳了300多万元，利息为2毛及以上不等，随后再向外借出。其身份则从普通村民变成了一名借贷者与放贷者。

“现在啥情况？都在难受。”另一村民坦言，村民因高利贷而倍感煎熬，却无能为力。

6月4日上午，偌大的村子里很少见到年轻人，多是老年人在街道的阴凉处聊天。在霍海印象中，村里的年轻人原来由于参与放贷，一度放弃工作，辞职在家都能赚个盆满钵满，但随着邹平民间借贷的崩盘，无一幸免地在这场游戏中输了个精光。接下来，曾经穿梭在村里的昂贵跑车不见了，激情高涨的放贷者消失了，巨额欠债者比比皆是，不得不选择跑路，霍小光便在其中。部分年轻人不得已，再次进入附近的西王集团、三星集团等企业，重新成为上班族。

当地村民介绍，在经济发达的邹平，孙镇镇经济实力排名并不靠前，但其辖区内的霍坡村却是个个例。在该村村东，一片二层民用房的工地已经停工，多个塔吊处于静止状态，显得有些萧条。据村民介绍，该工地是村委集资，集体建设的民用房，原本规划房子建成后卖给村民。“钱都投放到民间借贷了，村里没钱盖，盖好卖给谁去？”一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坦言，霍坡村村委曾投入2000万元参与高利贷，最后仍旧是有去无回。该村民说，这一消息在村里是个公开的秘密，并被媒体公开报道。

在该村村西，一路之隔，一片空地上种上了小树苗。早在2012年6月初，记者第一次探访时，此处房屋地基已打好，但工地却不见一个人影。曾有村民担忧，该工地因为资金问题早已停工，“而至于什么时候开工，则是一个未知数”。

“几十亩地，一直闲着，最近才种上小树苗。”霍海介绍，在原本规划中，临街建设商品房，后面是一处集贸市场，但随着高利贷的崩盘，霍坡村的一切美好规划成空。

在霍海的印象中，那是一场“全民运动”。

他回忆，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是霍坡村最“红火”的时候。村民此前习惯将钱存在村周边企业里，那里有着比银行更高的利息，但随着高利贷的介入，利息高达3毛及以上，很少有人禁得住如此诱惑。

“我是2011年4月份投的，20万（元）。”村民夏秋（化名）毫不回避。

他在参与高利贷的时候，储存在村周边企业里已有20万元的积蓄。2010年年初，民间借贷之风刮到他所在的村子，村里年轻人纷纷投入这一行业，利息高得有些吓人，最高的时候达到9毛钱，村民们此时早已忘记了其中的风险，纷纷加入这一“赚钱”的行业中。60岁的夏秋将钱从企业中取出，交到同村的霍小光手中，并在每月按时收到2毛钱的高额利息。

在众多村民记忆中，都是“你把钱存到我这里，我收下，随后再转出去”，转来转去，都流向本村及周边村庄里的企业，其中，邹平长河养殖有限公司最为典型。

最初的参与者都是亲戚、朋友，并处于保密状态。一人5万元或者10万元，10个人凑够100万元，随后放贷给更大的融资者，达到1000万元，甚至更多。而大额放贷者的收益也是立竿见影，以放贷50万元为例，其可以直接开走对方一辆奔驰，且不用打借条。

然而，过了不到半年，整个形势陡然变得人心惶惶。当年9月份，夏秋开始听到村里有人说高利贷“不行了”。“可我还是每月能按时收到利息，能不行吗？”他向记者回忆，当时对方的这一举动打消了他的犹豫。

很快，他的犹豫变成了担忧。一个多月后，霍小光直接表明“付不起利息了”。等到他回过神来，开始讨要资金时，已经迟了，霍小光与其同伴已经不见踪影。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20万元积蓄。

“（霍坡村）90%的人参与高利贷。”多名村民如此推算，有的村民即使不直接参与，但也会把钱拿到村里专业放贷者处，让其帮忙放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村民最后都吃亏了。”当大额放贷者得不到利息的时候，自然无法向下面的散户继续提供利息，并形成恶性循环。而霍坡村全民参与的“秘密”不可避免地被逐步公开。

对于霍坡村而言，掏空的不仅仅是财富。一场疯狂之后，围绕在其周边的钢厂、铁厂、化工厂等众多中、小企业，更多的已处于停产状态。

“至少50%的工厂关闭了。”6月3日，当地知情者介绍，霍坡村拥有5000余亩土地，其中2000亩的土地上布局着50多家企业，有的则是因高利贷而起，亦因高利贷而倒。

霍坡村村东，一大型钢结构已见雏形，地面上长满了杂草，相邻的地块上，地基已经打好，向西前行，更是杂草丛生。留守老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自2012年秋天开始投建，原本投资做药材种植，占地180亩，但在投入200多万元后，失去了资金支持，进入冬天后便不得已停工。

该留守老人透露，该项目投资者为邹平当地人，借助高利贷进入霍坡村投资，让其没有想到的是，随着高利贷疯狂的落幕，直到现在，包括占用土地的费用，迟迟没有赔偿到位。

同样的境况在霍坡村其他企业上演。沿村子向东、向北驾车而行，满眼是大门紧闭的企业。“都是高利贷带来的后果。”上述知情人士介绍，这些企业曾经吸引着霍坡村及周边村子的年轻人前来就业。

距离村子不远，村东三家相邻企业，均大门半掩，整个院落里颇为萧条，设备锈迹斑斑，其中，有的办公场所处于烂尾状态。一家化工企业值班人员介绍，这家化工企业最初凭借高利贷投资建设，占地30余亩，投产不足半年，正式的办公场所还没有建设好。更为意外的是，这家企业占用土地年费用仅1000元一亩。霍海对此向记者介绍，部分企业以“投资”名义，进入霍坡村，凭借高利贷融资起步，其中土地承包费用少得可怜。

“高利贷垮了，老板没钱了，这些设备也浪费了。”该企业值班人员说。

在该村村西，一路之隔的福业路上，除了几家煤炭等贸易企业开门运转外，企业的院子里有的种上了小麦，有的种植了苗木。一企业负责人在电话中直言，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资金来源基本上依靠民间，在高利贷盛行时，不排除借此“浑水摸鱼”的企业，但盛行过后，倒掉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选择。

据村民介绍，霍坡村原本也是一个农业大村，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同时占据着地理优势。自2006年左右始，霍坡村开始引进企业，最多数量达到50多家，一度成为当地经济强村，一般家庭每年纯收入在3万元至5万元不等，平均积蓄10余万元。

“霍坡村的经济要倒退10多年。”霍海望着眼前企业紧闭的大门说。

采访中，淄博、邹平县多家银行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自2012年6月以来，许多股份制银行停止了向邹平县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以避免更大经济风险。不仅如此，随之带来的是，许多地方出现大片耕地荒芜现象，原本用砖瓦围起来的耕地，也已被推倒。仅在霍坡村周边及沿庆（庆云）淄（淄博）路向北5公里左右，空闲的土地多达2000余亩，“都是好地”。

“主要是政策原因，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而根则在市场利率非市场化。”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李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从全国而言，邹平高利贷不是个案，却是一个典型。在他看来，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市场需求体现。

他介绍，银行是风险性行业，主要服务对象是大型企业、国企等，而中小企业的发展资金，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同时，目前银行的贷款、存款利率均由国家规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却非常灵活，对于邹平经历的风波而言，民间借贷是当地市场需求的体现。他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以向银行借款100万元为例，综合各种“潜规则”，总利率达10%以上，而且周期长、手续复杂。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助理教授随洪光博士坦言，当下最需要用钱的是中小企业，银行应该放开融资渠道，并进行监管，卡、停手段，只能让中小企业生存难上加难。

他告诉记者，企业发展必须融资，但借助高利贷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击鼓传花，经济学上称之为“庞氏骗局”。高利贷在民间虽然由“地下”转到“地上”，但是其运作模式还是原来的无序状态。

李平坦言，邹平对于当前出现的追杀、拘禁等现象，必须依法追查。他认为，众多依靠高利贷建立、发展的企业，原本有能力偿还债务，但是其所处的产业链出现问题，上、下游的参与人人心惶惶，采取追杀、绑架等方式处理，造成了更大损失。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