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迎泽区国有改制2020年专项报告

山西无线电厂用其40年的发展史划出了一条抛物线，虽然这条抛物线并不美丽。它就像中国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一样，经历过繁盛，也经历过衰败。

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数亿人的生活被国企左右着。国企每一次的变革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像山西无线电厂与太原市杏花岭区迎春街一样，两者相互依托，相互映照……

企业“造就”的街道

新中国在走过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后，大量的国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起来。

山西无线电厂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它的前身是山西广播器材公司，后来与山西某生产雷达的企业合并之后，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年的电视机生产历史。

1971年，山西省第一台电视机从这里出厂———“火炬828-1型”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山西无线电厂成为省内唯一生产电视机的企业，也是山西省58个大中型骨干企业之一。

“那时想要买电视机都是要凭票的，绝对的抢手货，由省五交化公司包销我们的产品，在上世纪70年代就没有出现过滞销的现象。”曾在山西无线电厂销售部门工作的边季芳自豪地对记者说。

无线电厂的职工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

当时，整个迎春街上只有无线电厂一家大型企业，一条石子路就如同是专为它而开设的，一辆辆汽车，南来的必是为厂里送原料的，西往的定是拉着电视机出厂的。“我们上班的时候，整个迎春街过了北沙河一带就是乱坟岗和葡萄园，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山西无线电厂造就了迎春街一带的逐渐发展。”1971年进厂的老工人冯开祥说道。

百十人围观的“稀罕物”

1985年，时任山西无线电厂的领导带领职工引进先进技术，建成了一条彩色电视的生产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国领袖毛泽东说，“头发卡子什么的不重要”，所以当时的经济发展以重工业为主。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头发卡子、衣服、吃的、用的，这些也都重要，也要生产”，于是，布、糖、酒、家电这些物品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的产量都是爆炸式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无线电厂的彩色电视机成了整个山西电子行业的“宠儿”。

在非公有制经济“撂荒”的时代里，国有企业遍布国防工业、民用产品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国有经济是绝对的主体地位。可以想象作为山西省内唯一一家电视机生产企业，山西无线电厂在当时所受到的照顾。

彩色电视的牌子被称作“春笋”，这样富有生机的名字或许正契合当时企业的发展境况。

“产品销往全国13个省市，被当时的国家电子部认定为金牌产品。”事实上，这样的表述并不足以说明当时山西无线电厂的昌盛。

“销售部门的门口不用排队，因为这根本没有用，托关系都买不上的东西，你说我们还用推销？”此时边季芳的神情好像是又回到了那个“产一台销两台”的“负卖时代”。

一台电视摆在家里，周围的十几户邻居都要过来看，那时候的彩色电视是真正的稀罕物。

工作30年的“春笋18T ”

张天福的家就在迎春街南面，“隔过马路就是山西无线电厂，作为一个外人，我见证了这个厂子的兴衰过程。”望着窗外的山西无线电厂，张天福说道。

就在张天福家的客厅，一台18英寸的春笋牌彩电被高高地摆在黄色的大立柜上。“这个电视并不是古董，虽然它是1985年产的。”

记者起初并不理解张大爷“不是古董”的说法，近30年的电视相对于电子产品日新月异的发展来说实在是年龄太大了。“这台电视不是摆样子的，它可是一直在演。”

事实上，山西省绝大多数中年人的第一次看电视经历都与“春笋”有关。

“不光是电视，我们生活在山西无线电厂的对门，上世纪80年代看着人家兴高采烈地上班下班，那叫一个羡慕。”当时，对于一个月只有100元收入的张天福来说，山西无线电厂的普通职工每月145元的收入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整个一条街，就数我们红火，十字路口的饭店里吃饭的全是厂里的职工。其他企业的职工都在家里吃早饭。我们挣得钱多，奖金也多，一条街的小卖铺和饭铺都是我们养活着。”山西无线电厂的刘明指着迎春街十字路口的饭店，回忆起当年一个饭店里全是自己同事的场景。

国有企业总是和经济的起伏相关联的，经济上升期，大家都赚钱的时候，它也赚钱，它的日子很好过，但是经济到波谷的时候，它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

也就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了，外资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便开始受到挑战。

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黄金时代已是“明日黄花”。

山西无线电厂的四十年，是不断寻求变革的四十年。

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08年，从合并集体企业到引入香港资金，虽然“山无”的背影凄凉，可是“山无”的奋斗从未停止。市场经济的浪潮是优胜劣汰，山西无线电厂的破产，也意味着更多、更新的无线电企业的成长与壮大。

全员下岗“春笋”入冬

国有笠荡由鲜兰�90年代陷入困境，最直接的原因是，1989年之后，国家实行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导致消费和投资都收缩，许多项目停工了，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普遍亏损。

但是，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深层原因在于经营机制的落后。国有企业困难的时候，可以说是私营企业狂欢的时代，那个时候，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挤压非常严重。

国家经济的波谷，直接把山西无线电厂颠覆到了破产的边缘。

辉煌了10年之后，山西无线电厂开始走下坡路。到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的效益已跌到了低谷。“我1990年退休的时候，厂子已经不行了。”企业职工刘占福告诉记者。

“从1992年起，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山西无线电厂留守领导冯周成在接受《山西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道，“造成我们企业滑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家电市场的萎缩。”冯周成带着惋惜的表情告诉记者，“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优胜劣汰是规律。尽管我们不忍心看着我们厂就这样倒下，但这不是感情能决定的……”直到1996年，山西无线电厂停业。1998年，山西无线电厂全员下岗。

下岗后，企业职工的生活遭遇了无以复加的打击，大家开小卖铺，摆地摊，“一个月200块钱的生活费甚至还不及太原市的低保水平。”赵明伟经历过从山西无线电厂下岗后的苦痛创业。

当“春笋”遭遇了“彩星”

“中国市场是一片沼泽地，这块地里的狐狸、兔子，外国那些狮子和老虎抓不住。”柳传志这样评价起初外资进入中国的曲折和艰难。

　　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多数国有企业都遭遇了资金困难，所以招商引资成了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和当地市政府的首要任务。

2000年3月20日，太原市的一笔招商引资项目被《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报》着重报道。隆重的引资签字仪式在当时太原市最豪华的三晋国际大厦举行。签字双方是香港长城数码科技集团公司与山西无线电厂的主管单位太原市政府。这笔投资被冠以“拉开长城集团投资大陆中西部帷幕”的美誉。

在投资计划中，“太原彩星公司”总投资一亿元人民币，长城集团占60%的股份，山西无线电厂占40%。随后，太原彩星公司电视的年产能力达到了50万台。

前几年下岗的职工有上千人，可是最后能够回太原彩星公司上班的只有不足200人。经济变革带来的不仅是发展还有阵痛。

山西无线电厂门前的迎春街变成了“彩星街”，这样的变化来源于香港长城数码科技集公司的一句承诺。“投资公司答应彻底整修门前的迎春街。”边季芳告诉《山西青年报》记者。

事实上，若干年后迎春街也确实更名为彩星街，路是在太原东山过境高速大东关出口开通以后修的。上世纪70年代的石子路变成了双向四车道，葡萄园也变成了数幢30多层高的商品房。

彩星电视的销量并不差，上世纪90年代，其在华南、华东等地占据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山西无线电厂甚至还生产过空调等其他电子产品。

穿着统一制服的彩星职工，再一次成为“彩星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别样”回忆

然而，风景一直在变化。

山西无线电厂一手“造就”了繁华的迎春街，可是它自己却走到了抛物线的尽头。

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和产品销路的问题，山西无线电厂与香港长城数码科技集团公司在2005年最终“分手”了。“分手”后，山西无线电厂甚至连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倒了下去。

2008年9月，法院正式宣布山西无线电厂进入破产程序，40年的企业就这样毫无声息地走完了它并不算长的发展历程。

企业倒下后，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哀嚎”，可千余名职工却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宣布破产那天，冯开祥久久地伫立在厂门口，听着背后车流不息的热闹场面，眼前凄凉的厂部情景让他泪流满面。

2009年8月26日，在企业破产后，刘永第一次走进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山西无线电厂，因为到了退休年龄，刘永来办退休，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领到每月1000元的退休金，而不是每月不足300元的生活费。

企业的逝去，并没有带走关于企业的回忆。

如今，迎春街两旁满是林立的店铺，其中50%的经营者是山西无线电厂曾经的职工。烟酒店、小吃店、早餐点、饭店……这一个个的私营商户主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辛勤劳动养活了自己，也在某种意义上“留”在了山西无线电厂的旁边。

就在迎春街上，有一家“春笋”电视的维修点，因为毗邻老街区和高速出口，这里的生意不错。或许这是迎春街为山西无线电厂留下的一点纪念。

虽然山西无线电厂40年不懈的改革，因为种种因素失败了，但是在中国大地，更多的电视机生产企业像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说不定以后的液晶电视里仍然会有一个“春笋”牌。(苏景岳 马邑人)(来源：今日山西网)